[26]参见《北京公布PM2.5源解析数据：本地来源尾气最多》，《新京报》2014年4月16日,第A07版。

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与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这不仅是民主政治与人权理论的要求，也是衡量一部刑法先进与否的判断标准之一。

随着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日益受到肯定，中国进入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人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以权利限制权力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机能在刑讯逼供罪中的价值冲突中，即权力和权利的纠缠与角力中，强调对本罪犯罪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性也应是罪刑法定原则逻辑上必然的蕴含和体现。由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差异，各国在刑事法价值的取向和配置上各有不同。），使所有的人噤若寒蝉。故此，国家决不可以所谓捍卫司法威信，维护司法机关正常活动，保护受害人合法利益为由轻易的动用刑罚乃至滥用刑罚。

由于受害人不是刑法契约的当事人，他只是在犯罪嫌疑人主动的启动了刑法契约的成约条件之后被动的加入进来的，其相对边缘化的角色也就决定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只是国家执行刑罚的人权保障机能所产生的副产品，根本不是刑法所要精心思虑的关注对象。因此，在处于绝对优者地位，实力强悍的国家刑罚权同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相对弱小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博弈中，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旗帜鲜明地为后者摇旗呐喊并且身体力行。关于法院的组成人员，按规定，地方各级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大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任免（第32条）。

根据五四宪法和相关组织法，法律所设定的政权组织结构与共同纲领时期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授权性法规，即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授权先行制定的行政法规（第56条）。保证地方法院在性质上是国家设立在地方的法院，不是地方为自己设立的法院。但总体来说，文献所涉及的多为对规章的审查，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及对行政法规的审查。

即使是农村的生产队，也都组织在政社一体的人民公社当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覆盖了城市、农村、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而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其狭义则指行政权受法律的约束，政府依法行政。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从逻辑上说，当包含法院依法办案，既不受行政的个别意志干涉，也不受行政的一般意志干涉。职权性规章，即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党和人民面临建立全国政权的任务。

人大的监督是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现代社会的构成和管理已与传统社会不同。在行政案件审理中，如前所述，按规定法院应当适用行政法规和参照适用规章，没有审查的授权，法院并无审查后才适用之可能。但是，就目前我国的制度设计来说，司法对政府的监督则存在着重大缺陷。

[5]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在意志方面对行政的从属性，法院必须执行行政的意志。但在地方，法院对行政的组织从属非常明显。

授权性规范，审查的要点在于是否超越授权，超越授权即不能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制度的正当性寓于社会的共识当中。

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在法院系统与行政系统、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方面，相比过去的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表达了更多和更清晰的隔离要求。这种问题的出现，从实证法体系构成的逻辑来说是成立的，因为在体制的设置上，司法存在对行政的从属性，因而现实中发生这种现象是可能的。但无期徒刑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判决应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由省辖市以下人民法庭或市、县人民法院判决者，应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的判决，应经市（省）人民政府审核，报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后执行。保护地方，就是保护地方利益，而这种制约或激励机制，就是地方财政。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地方司法机关会自觉听从行政机关的招呼，会为地方财政的因素争管辖或对外地司法机关协助要求选择配合还是阻挠。

而这种下位规则与上位法冲突并被不断适用的情形，竟能在社会的诟病中持续很多年。在这种体制中，法院在组织方面和意志方面对行政的从属性需要保留下来，也自然保留了下来。

或者有人担心，这样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有走向三权分立之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尽管这些规定是违反《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划分规定的，但法院也无权审查而必须执行。这种结构看起来与八二宪法的政权结构有很大相似，但仍有区别。

最为重要的是，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人民的政府是不会损害人民利益的，如有损害也只能是政府组织中的个别坏人作恶。但是，当时的法律实践并非这样。可以期望，在中央的决定实施后，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能够得到更好保证，司法对行政监督和制约能力能够得到加强。在此，人民政府或中央人民政府都是统称，包含着人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审判、检察、军事四个机构。

虽然法律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发现规章间有冲突，由最高人民法院报国务院解释或裁决（《行政诉讼法》第53条，《立法法》第86条），但这种报请解释或裁决的制度，实际只相当于一种请示制度，即法院向更高的行政机构请示该如何适用，然后法院即按国务院表达的行政意志去裁判和执行，它与司法对行政的监督还相去甚远。职权性法规，即依宪法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而制定的行政法规。

比如说，国务院有权管理经济工作，如果其制定的行政法规规范与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权利冲突，或与物权法规定个人财产权利冲突，那么，冲突部分是不能在案件中作为案件处理依据的。这也为司法权从从属和配合行政权向监督行政权方向转化提供了基础。

如果任何审级都可以宣布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违反法律而不予适用，这样势必出现混乱，但可以考虑在现行司法体制中作如下安排： 对于行政法规的审查（终审）权设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的审查（终审）权可以设定在高级人民法院。传统社会中，人们生产生活的活动领域比较简单，社会关系单一直接，利益的种类也比较简单，因而政府管理社会的形式和内容也比较简单，其行为妥当与否容易分辨，由此，比较简单的监督形式，即能满足对政府监督的需求。

其实，法院就是工具，不但法院，整个国家都是工具，党也是工具。由此，一些具体监督就可能出现空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任务是巩固和建设政权，然后用政权来推进社会的改革和建设。[4] 《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1952年3月21日政务院第129次政务会议通过，1952年3月24日政务院公布施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7页;《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1952年3月28日政务院第130次政务会议通过，1952年3月30日政务院公布施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3页。

但是，如果上级行政机关将这种情形的要求表达在规章中，即以一般意志的形式来命令法院，法院就要参照执行了。在我国的体制中，对于保证政府依法行政，存在着人大监督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4] 关于司法审判的依据，条例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法令、决议、命令的规定为依据。有人可能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中，对具体行政行为已有行政诉讼，对抽象行政行为已有人大监督，不必再强化司法监督。

现在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和全面进行社会建设，而建设的社会动力，已经由国家培育形成。省人民法院分院、分庭受其所在区专员的指导。